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饱含忧虑地写道:只有通过改革，中国才能避免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国家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了。而在其新书《危机或重生：全...
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先生在其一篇文章中饱含忧虑地写道: 只有通过改革，中国才能避免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国家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了。 而在其新书《危机或重生：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命运》中，郑先生就此与我们探讨了中国的困局与出路，涉及诸多问题，比如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外交困境，以及中国改革的动力和方向。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确崛起了。我们的总体GDP已经是世界第二，有高铁，有航天飞机，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世界博览会等等，这些被人们称为 中国奇迹 或者 中国震撼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奇迹和震撼是一面，另一面又怎样呢?官员腐败、贫富差距、社会分化、非正义、道德衰败、环境恶化、穷人愤怒和中产阶级外逃，等等。 这些问题都在加剧中国社会的分化，如果我们不想看到最终革命的局面，就意味着必须加快改革步伐。但是，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到底该如何走呢?是先 民主 还是先 民生 ?对此， 郑永年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锐利的观察、独特的视角，精辟的见解，通过饱含情感的笔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与研究，同时给出了务实、理性的应对之策。 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加速转型，民主化既不可避免，也是可期望的。因此，对中国来说，我们应当提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优质民主，而避免劣质民主的发生。但中国必须应该要以民生促民主，要以民生保障民主，也就是说要先进行民生改革。 郑永年告诉我们，以民主促民生的例子有很多，但大多是失败的。因此，中国应当把重点放在民生问题上而非民主。他觉得因为民生问题严峻，很多人就想到了民主化。不过，单纯开放选举既不能保障民生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保证优质民主。 很显然，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就会面临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 期待革命 的年轻群体的不满。 近年来，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渐行渐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而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 深化经济改革 必然成为空谈。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改善民生呢?又如何将民生问题与民主化联系起来呢?在郑先生看来，很多民生问题就属于民权的范畴，但两者之间更直接的关联是中产阶级。民生主义的目标是培植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中国目前的很多政治问题都是中产阶级过小的产物。而实际上，中产阶级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相反，在中间力量弱小的社会，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权威政体，社会稳定没有任何基础。其一般情形是，各社会群体经济上(收入和财富)高度分化，思想意识上高度对立，少有妥协的空间。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产生并且也有成长，但其规模非常小，其制度基础极其微弱;除了少数富人外，社会的大多数仍然是穷人。对中国中产阶级规模的估算，无论用哪一种标准估算法，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还没有产生一个 两头小、中间大 的橄榄型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 而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否庞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经济改革模式。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市场经济无疑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市场机制不能保护这个自己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因此需要政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难发现，在西方，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往往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结合得好的社会。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中国的问题并不出在市场机制的引入，而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发展了，但诸多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政策等，要么建设力度不够，要么没有建立起来。更为严重的是，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由于GDP主义的盛行，中国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结合，通过破坏社会来完成GDP增长的任务或获取暴利。诸多社会领域，如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等，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在中国往往成为暴富领域。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国的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 除了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中产阶级的成长还需要有效的劳动者收入政策，提高劳动者工资很重要。中国社会群体收入差异很大，分化严重。中国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方法并没有见效。二次分配当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如果过分强调二次分配，就会走上一条 杀富济贫 的道路，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比较有效的选择就是改善一次分配，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是一次分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 如果认识到中产阶级是优质民主的基础，那么中国的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再难回答诸如改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一句话，只有培养中间力量、深化市场化改革;同时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中国社会才会保持繁荣稳定，并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中国才有可能走上一条非暴力革命的、和平的民主化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