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说，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些领域，表现出很大的混乱和各种政策之间的冲突。从顶层设计来看，政策目标的确定相当理性和科学。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方案的主题，就是要解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改革方案。
对所有这些改革方案，无论从政府到社会都是有高度认同感的。不过，一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要不执行的结果走向了反面，要不执行不下去。产生这样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确定的目标，和追求目标所使用的手段之间的不一致性。在一些场合，甚至出现手段本身取代了目标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很快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要通过产业升级等举措进一步发展制造业，把国家提升成为制造业（而不仅仅是加工业）强国。政府也制订了相关的工业发展规划，同时鼓励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就业问题，也扩展社会创新的基地。为此，政府鼓励金融业包括互联网业的发展，意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不过，政策的执行结果表现为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至少在一些地区如此。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但结果走向了人们所说的“脱实向虚”。金融经济（包括互联网、金融）本来是为了发展实体经济的工具，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了金融业和互联网业，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金融和互联网业，前者到目前为止还不很发达，没有发达的金融业，很难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后者则是新经济形式，中国没有、也不能缺席。问题在于如何处理金融和互联网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在政策层面缺乏有效的协调，导致了对金融和互联网业缺乏监管或者监管不足，促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这两个行业。
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造出了很多“地王”，房地产价格因此飙升，大大提高了民间对这个行业的预期，不仅把房地产泡沫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促使它们不得不撤离主要城市。
房地产业也是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应付危机，即通过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危机应付方案。结果立即导致了财政政策的过度使用。4万亿元资金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投入国有企业，或者直接进入国有企业，同时又容许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业。
当大量的资本进入房地产企业之后，很快带动了其他各个产业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房价飞涨。尽管4万亿元方案对稳定当时的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是今天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策执行考量不足
与2008年的情况不同，今天的房地产业表现为货币政策的过度使用。政府发行过量的货币，通过各种形式的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大量的货币进入银行系统，而银行系统主要有两个出路，一是把资金投向国有企业，二是放松和扩大民间贷款。结果两者都进入了房地产。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马上就在各地造出了很多“地王”，“地王”带动了房地产；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大大提高了民间对这个行业的预期，不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更通过对银行的借贷进入房地产。
这不仅把房地产泡沫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大大提高了其成本，促使它们不得不撤离主要城市。当然，这也导致目前很多城市对房地产的急刹车。
这里政策执行考量不足也是显见的。其一，对发行的货币应当流向哪些产业和企业考量不足，这和2008年的4万亿元的情况相同。其二，如果资本不得不流向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应当做什么理应有预先考量，而非任其决定，因为用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应当是有目的性的。
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很典型的案例。鉴于国有企业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确立了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的思想。实际上，这也是很古老的思想。中国至少在汉代《盐铁论》之后，一直有国有企业要起到“平准经济”的作用。
如果没有国有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应付潜在的和实际的经济危机（例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走出去”获取国内发展所需的资源等等，人们很难理解当代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但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以提高效率，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共识。同时，人们也早已经去除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模式（“左”）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模式（“右”）的思想，意识到国有企业市场化的重要性，因为唯有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把市场引入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提高其效率。今天，无论是国有企业的“去产能”政策还是PPP（混改）政策，都是为了减低垄断，提高效率。
不过，到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做强做大”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阻止了地方官员对国有企业的有效改革；相反，一些政府官员不仅不想改革国有企业，反而采取各种行政举措来保护过剩“产能”，更不想让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领域，使得地方层面国有企业的改革举步维艰。
近年来中国经济政策表现出很大的混乱，源头是今天的改革是两种经济思想的产物。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思想共存，但并没有通过有效的整合而使得它们一致，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发生各自的影响。这就导致了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性，也经常导致经济政策的错位。
政策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性有思想根源。从其源头说，今天的改革是两种经济思想的产物。第一种是原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放弃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贫穷社会主义，但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念。放弃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是为了更有效地促成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即社会公平。
尽管执政党仍然坚持社会主义主体思想，但社会主义的载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在衰落。官方极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且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但马克思主义已经演变成“信仰”，而非需要继续研究的对象。一旦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回答一些关键问题，例如经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资本、劳动、政府等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经济学不仅要问经济效率，而且要问谁是主体，谁获益，谁受害等社会问题。而这些正是今天中国经济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
第二个思想来源自19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强调的是市场的作用，主要是要提高劳动生产力。在其极端一面，即新自由主义，市场就被视为是万能的，而政府作用被完全忽视。在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时，国际社会盛行的就是里根和撒切尔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这种国际背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制订。
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衰落的同时，自由主义走向了兴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批留学生走向西方，主要是美国。他们接受的是西方的教科书教育，受的是美国经济学训练。西方经济学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学的显学，是有其知识背景的。
经济思维互相矛盾
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其他几个因素。其一，198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大批留学人才转向了金融经济和金融创业。活跃在中国金融业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具有留学背景的。互联网也是另外一个重要领域。这种情况和东亚早期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时代，实体经济，例如工程、电子、机械制造等领域是美国的主流，这些经济体的留学生回去之后大都从事实体经济。其二，领导层的代际变化。
在1980年代之后，中国领导层所受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主要是工程。学术界把此称为中国的“技术官僚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强调经济政策的实用性，即使一些经济政策具有意识形态背景，但技术官僚总能看到其工具性。但现在的后技术官僚时代，人们比较容易用意识形态来看问题，更容易以意识形态作为“信仰”。
尽管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思想共存，但并没有通过有效的整合而使得它们一致，它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发生各自的影响。这就导致了目标和手段的不一致性，也经常导致经济政策的错位。
例如根据理论设计，在经济领域，应当引入更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尽管这并不是说一定要私有化）但在很多经济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市场化遭遇到有效的抵制，政府仍然保护过度；同时，社会领域不应当自由化和市场化，政府应当起“更好”的作用（三中全会的提法），但在社会领域，因为没有任何力量的抵制，导致过度市场化。
类似的错误也发生在发展阶段的错位，即中国的实体经济和西方的金融经济；经济结构的错位，即中国的制造业和西方的服务业；实体经济和新经济的错位，即实体经济被新经济（互联网等）所制约得不到发展，而新经济占据过多的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的空洞化。
如何来解决经济政策的错位问题？第一是要发展出一种统合的、更趋平衡的经济政策思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如果整合得好，可以促成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既实现效率，也实现公平。第二是要强化政府的规制功能，政府通过规制而非直接的干预来促成平衡的产业政策。第三，鉴于中国是一个类似整个“欧洲”那样的庞大而差异性极大的经济体，可以容许不同省份施行不同的发展模式。
例如，要和西方竞争，中国必须发展出强大的金融和互联网，千万不能把一个政策“一刀切”地实行于整个国家。差异性发展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市场经济原则和提高国家的竞争能力，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过大的波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