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7日消息，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改革完善金融服务 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另外，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目前，已有数家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但普惠金融面临诸多问题，怎么做？全国政协委员、兴业银行(17.950, 0.02, 0.11%)董事长高建平在今年两会《关于进一步优化普惠金融政策环境》的提案中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在宏观方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监管层面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三是环境方面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的区域经济和金融生态。
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建议，统筹推进移动支付创新应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包括构建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鼓励新兴技术与移动支付服务融合应用等。
普惠金融事业部独立核算难度大
2017年5月，银监会等11部委联合印发《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要求相关银行搭建普惠金融垂直管理体系，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等。
在此背景下，大中型商业银行加速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已有近10家包括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内的商业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国有大行中，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均已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股份制银行中，兴业银行于2017年9月在股份制银行中率先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光大银行(4.320, 0.04, 0.93%)、民生银行(8.500, 0.07, 0.83%)、浙商银行也已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提高普惠金融风险容忍度
在发展初期，普惠金融事业部独立核算和运营难度很大，需用其他盈利补贴发展，同时需做好成本核算与资源分配的平衡。 高建平表示，普惠金融服务风险高、成本高、收益低的特点，决定了其盈利性较差，与事业部作为利润中心的特征存在矛盾。
此外，普惠金融产品同质化严重。提供小额贷款和资金供求撮合的多，提供个性化服务及场景功能服务的少，关注交易性或补贴性服务的多，着力提升造血功能提升的少，尚缺乏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普惠问题的服务体系。
普惠金融外部经营环境及配套政策也不健全。小微企业的财务不透明、信用记录缺失、信息分散，部分地区信用环境不佳，外部风险分担及补偿机制不健全等，均影响开展普惠金融的积极性。
高建平建议，普惠金融需要在宏观方面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比如加强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地方配套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地方政府要通过贴息、补贴和风险补偿等方式，撬动银行和社会资金投入普惠金融领域。此外，他还建议在监管层面建立健全普惠金融监管框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确定银行业普惠金融常态化考核指标等体系等。
普惠金融在环境方面也应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的区域经济和金融生态。如仿照支持家电下乡的优惠政策，以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政策倡导与支持传统金融机构持续加大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的投入、农村自助金融服务机具的布放投入，鼓励IT产品和金融服务下乡。尽快统一数据标准，加快建立多层级的小微企业和农民信用档案平台以及征信机构，降低相关征信成本，打破 信息孤岛 格局，提升普惠金融的风控能力。
构建移动支付互联互通
高建平表示，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快速，但缺乏配套的监督管理机制。无证经营、无证上网情况突出，一些互联网金融公司不具备与业务模式相适应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定价能力，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 庞氏骗局 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影响金融安全。
从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王景武建议，加快移动支付创新应用是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营、便民普惠、风险可控等四项原则统筹推进移动支付创新应用。
移动支付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个别移动支付产品交易流程设计不尽合理，容易形成风险漏洞。也有个别金融消费者在追求移动支付便捷性的时候忽视了安全性的要求，在使用移动支付时未能充分认识到手机终端已经成为包含客户信息、银行账户信息等在内的综合载体，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需要产业链各方坚持风险底线，保障资金安全。 王景武表示。
他还建议，构建移动支付创新应用的政策支持体系，要加强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支持和引导作用。另外，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移动支付受理环境建设，实现移动支付产品要构建互联互通，并加快支付标记化、物联网等技术与移动支付融合应用。
在数字普惠金融法律监管框架上，建议探索利用监管沙盒、 穿透式 监管等新的监管理念，改进监管的流程和能力，平衡好移动支付推广中的创新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