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6日，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第六届支付清算论坛的发言中透露，央行正在推动《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修订，明确外商投资非银行支付机构准入事宜。这意味着国内支付清算行业对外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打开。
早在2015年，国务院就已经批准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央行会同有关部门，随后发布了相关管理办法和准入服务指南。这吸引了维萨（VISA）、万事达（MasterCard）以及美国运通等外卡，对进入中国银行卡清算市场跃跃欲试。
近日有消息称，VISA和美国运通已向中国央行提交银行卡清算机构筹备申请材料，央行已经与其就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进行充分沟通，因VISA和美国运通尚未按要求进一步提供补充材料，尚无法正式受理。
范一飞在上述发言中进一步明确，中国将全面开放支付行业，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欢迎和鼓励外资参与，并表示，对于支付产业中存在的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尽快梳理解决。
在支付行业人士看来，目前中国支付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竞争白热化的阶段，全面引入外资，定会加速竞争和洗牌。但另一方面，外资带来的技术以及境外客户网络必然互惠双方。
支付行业开门迎外资
范一飞在上述发言中表示，金融业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领域，我国将大幅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支付产业将在金融业对外开放中扮演重要角色。
他指出，对于电子支付领域要坚持全面开放原则。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推进电子支付领域的对外开放，欢迎和鼓励外资参与我国电子支付业务的发展和竞争，促进我国支付服务市场格局进一步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行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相较于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支付行业的对外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对外开放绝非单家机构能够实现，此次来自央行的表态，意味着高层已经开始统一部署支付行业全面对外开放。未来可以期待有进一步的细则和指引出台。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支付产业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引进来”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
首先，在零售支付市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维萨、万事达、美国运通等国际卡公司就已经进入我国外币银行卡清算市场，以跨境交付方式提供外币卡清算服务，并授权境内发卡机构发行双标双币卡和单标外币卡，共享中国的电子支付市场快速发展的红利。
其次，像PayPal和西联汇款等国际上一些有影响的支付服务提供商也很早就进入中国，通过与境内机构合作拓展国内业务。
第三，外资银行提供支付服务，主要是按照中国境内对外资银行的监管管理。截至2016年底，外资银行在我国27个省份的70个城市设立营业机构，形成了具有一定覆盖面和市场深度的服务网络，营业网点达1031家。
此外，还有一些电子支付配套的芯片制造、机具生产等，已经有外资进入，不过，它们只是提供设备和系统运维，并没有直接参与支付的市场竞争。
2010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指出，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的那个，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
2015年，国务院发布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决定，境外卡组织包括维萨、万事达以及美国运通都有意进入中国银行卡清算市场。随后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相继发布了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和准入服务指南，对内外资机构规定同等的准入条件和程序。
市场化是开放的前提
目前中国银行卡支付对外资进入的“大门”可以说已经打开，第三方支付的开放也指日可待，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外资参与的程度却不及预期。
一位外资支付机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和大部分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相类似，外资支付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也存在着一定的“水土不服”。包括对本土市场的认知，以及政策法规、标准的统一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制约。
赵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主要是市场的原因。国内的银行卡支付以银联为例，当时为了推进银行卡电子支付的快速普及，费率由政府设定非常低，基本上是千分之几的手续费，而国外维萨、万事达等，是市场定价，政府会对定价有一个管制，但是费率总体要比我们国内的高一个数量级。当这些外资卡进入国内，和本土的机构提供同样的产品和服务，那么价格方面就不具备优势了。
其次，他称，美国、欧洲还是银行支付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我们国家银行支付、非银行支付各种参与主体已经很多元化了。如果外卡组织进入国内市场，势必要和第三方支付公司去竞争，简单来说，一进来就面临两个竞争对手。所以，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外资卡这么着急进来，不划算，这意味着它要砸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去开拓一个非常陌生的市场，这和它们在欧洲、非洲那些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原来的经验和做法到中国来基本上是不管用的。
因此，为了规避风险，最近两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资支付机构采取和中资合作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比如，2015年，PayPal在中国内地选择了连连支付作为官方合作伙伴，为中国跨境电商卖家提供“快捷人民币提现”服务。2016年2月，ApplePay选择中国银联等4家机构合作，进入中国市场。
范一飞在发言中表示，实践中遵循先放开前端交易和结算，后放开后台清算的总体开放顺序。并透露，对于支付产业中存在的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尽快梳理解决。
赵鹞认为，未来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外资是否可以控股是可以讨论的。至于放开之后，中资和外资的利益如何平衡，要靠市场机制。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就看谁的筹码多，完全是靠双方讨价还价，谈出一个合资公司的章程来。
监管不能放松
除此之外，在防风险的背景下，加强监管成为开放的前提。范一飞在发言中还强调了，开放与监管匹配原则。支付业务属于重要的金融业务，无论是国有经营主体、民营主体还是外资机构，不管从事哪种业务，一律实行准入，一律纳入监管。
“越是对外开放，政府监管越不能放松。”他强调。
赵鹞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扩大对外开放，在监管方面，首先要提高监管的立法层级，国外的支付行业规范和约束全是依靠法律，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制定了电子支付的法律，包括非洲国家都是靠法律来规制，但我国现在还是靠部门规章。效率比较低，对国内机构的约束力不强，更不要提外资机构了。想要对外开放，监管手里要有强大的武器。其次，法律制度要更加完善，比如说在电子支付这一块，制定一些专门的规范，对内资和外资一视同仁。第三，监管的国际化，针对内资和外资都要有统一标准，避免跨境监管套利。最后，加强监管队伍的建设，人才队伍的素质相应提升。
分享市场、利益互惠
那么，对于中资机构而言，开门迎外资是否意味着蛋糕将被瓜分？
“挑战肯定有，毕竟目前中国支付市场就已经处于一个竞争比较白热化的阶段，如果有外资引入的话，肯定会加速竞争和洗牌。”一位第三方支付机构人士表示。
范一飞在发言中强调，未来支付行业对外开放要坚持均衡开放原则。即“政府部门将继续遵循总量控制、结构优化、提高质量、有序发展的原则，重点做好对已获牌机构的监管引导和整改规范，通过续展等监管措施实现优胜劣汰，同时鼓励有实力、可持续发展的中外资机构入场开展业务，鼓励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支付机构结构优化”。
不过，引入外资，对于国内支付机构来说也并非完全意味着竞争，从强强联合的角度考虑，国内机构也有和国际机构合作的动力。
对于国内支付机构而言，引入外资它们更看重的是外资机构在国外的跨境转结清算网络。包括此前银联和维萨、万事达发行双标卡，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看重这些机构能够帮助银联卡走出去。现在看来，成果还是显著的，银联已经建立银联国际，可以直接去境外拓展收单网络。除此之外，技术的合作也是中外合作的动力之一。
“我们可以更多学习它们的技术，比如以色列现在就有脉搏支付，在国内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哪家企业在做，但是之前我们跟以色列交流过，这些技术是可以引进的。”该第三方支付机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称，此外就是国外的客户资源，随着中国去国外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催生了更多跨境支付的需求，这会为和跨境支付相关的支付机构带来更大的市场机会。
而对于外资机构来说，赵鹞认为，因为中国国内的支付市场目前已经非常的丰富和多元化，可以寻找到属于自身的优势领域，分享中国市场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