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继欧盟提出议案计划修改VAT（Value Added Tax，即增值税）法规，英国议会就电商平台VAT欺诈问题举行听证会后，俄罗斯也欲发布条规，拟对电商平台上的中国订单征税。这些消息，在国内跨境电商界引发波澜，引起媒体、社会关注。
有网友感叹，在国内电商出口生意如火如荼的背后，竟也有这么多风险、艰辛和不易。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贸易额2016年增长30%以上，已成为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
事实上，我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电子商务市场，也是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佼佼者。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大批互联网企业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业务。
据商务部预测，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体交易规模将达到8.8万亿元。在八月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说，今年上半年，13个综试区跨境电商进出口的规模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一倍以上；跨境电商进出口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而艾媒咨询公布的《2016—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进出口跨境电商（含零售及B2B）整体交易规模达到6.3万亿元。
“201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为24.3万亿元，比上年下降0.9%；与此同时，我国的跨境电子商务贸易额却达到30%以上的正增长。”日前召开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互联网企业“走出去”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论坛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黄先海介绍说。
“2017年销售额预计突破50亿元”“中东用户数已达2000万”“中东地区知名度最高、综合排名第一的移动电商”，这些令人羡慕的数据，并非来自亚马逊或阿里巴巴等世界知名电商平台，而是出自成立不到5年的浙江执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首批试点企业，执御信息覆盖沙特80%的互联网用户，俨然是中东版的“阿里巴巴”。
跨境电商出海，对于企业甚至整个国家，有何意义？黄先海介绍说，在跨境电子商务模式下，传统贸易中一些重要的中间环节被弱化甚至替代，中小微企业进入国际贸易的门槛和进出口成本明显减低，企业能够得到快速成长。对于国家而言，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建设，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改变价值链格局。
在互联网重塑的国际贸易格局中，中国互联网企业纷纷将战略眼光投向海外市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巨大的电商行业商机。据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总人口约44亿，占全球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
文化差异、国外投资法规制约、国际贸易政策变动……跨境电商面临不少风险挑战
在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跨境电商企业也面临着较大经营风险。
“中外社会的文化冲突”，是限制跨境电商发展的瓶颈之一。由浙江执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大数据+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团队共同编写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绿皮书》分析称，目前国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宗教和其他社会文化特性认知相对匮乏，这有可能影响我国互联网企业海外运营和经营收益的实现。
国外投资法规的制约，也是制约跨境电商发展的瓶颈之一。“绿皮书”提到，为保护本国产业、政府和消费者的相关利益，沿线不少国家针对外来投资企业发布了较多限制性法规，主要体现在对本国企业过度保护、外资管制多、投资门槛高、用工成本高、税收制度严苛等方面，加大了企业的风控难度和海外运营战略。“比如，有的国家不允许外商在该国（地区）特定区域（如自贸区）设立外来独资企业，只能与该国本土企业合作成立合资企业，这都不利于企业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浙江执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丁伟丁伟介绍说。
“国际贸易政策变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浙江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研究院副院长马述忠介绍说，“比如，支付方式改革降低跨境支付效率，税率、检验检疫等通关新政频出约束跨境电商清关。”他说，此次俄罗斯政府拟对境外电商征税，就属于国际贸易政策变动，会加大跨境电商企业经营成本，甚至给其带来风险。
“跨境电商经营风险，还包括物流风险、囤货滞销风险、知识产权风险、汇率风险等。”马述忠介绍说，如物流中企业管理不善引起的包裹丢失、目标国海关扣关等；同质化竞争诱发滞销风险，进而引发资金链断裂；面临因商品被投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而导致产品下架、企业成为诉讼索赔对象的风险；跨境结算环节中的应对汇率风险等。“涉足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许多新型、隐蔽而不容小觑的风险挑战。”马述忠说。
努力本土化、建立自己品牌，跨境电商企业应“勤炼内功”；相关部门也应创新、引领跨境电商规则，扶持相关保险产品、行业协会以应对风险
既然经营风险形势严峻，那么，跨境电商企业该如何防范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又该如何进行策略指导？
“对于企业而言，首先是‘本土化’的努力。”浙江执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燕介绍说，“本土化”包括经营理念本土化、产品品牌本土化、人力资源本土化。执御在中东地区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执御于2016年加入了“电商+本地网红”新型营销模式，通过自制视频、与本地网红合作等形式，在YouTube、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上发布潮流资讯和相关线上活动，目前YouTube上的相关视频数量已达271个，观看量超过7000万次，信息传递覆盖6000多万人次。执御还建立起一套本土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比如在阿联酋迪拜拥有专业的市场营销团队；在约旦建立呼叫中心；在沙特建立综合运营中心。
“跨境电商企业必须提高产品质量、建立自己品牌，才能有效应对经营风险。”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张彬认为，仅靠低价倾销建立不起优势，由于政策红利即将消失，国内跨境电商出口商必须深度整合供应链巩固成本优势基础上，提高产品质量，并形成品牌。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教授冼国明认为，“跨国电商等数字型跨国公司海外业务的增长，更依赖于互联网技术、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等。”
除了需要跨境电商企业自己“修炼内功”外，相关部门还有哪些办法可以帮助其抵抗、规避风险？
“我国应该及早形成一套适应和引领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管理制度和规则，抢占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话语权。”黄先海建议道，“这就需要相关部门通过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支付、物流、通关、退税、结汇等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逐步建立制度和规则。”
“针对物流风险，相关部门应鼓励扶持跨境物流保险产品。”马述忠说，从长远来看，防范跨境物流环节的经营风险有赖于跨境物流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完善，但由保险公司向市场提供赔付性保险产品，则是帮助跨境出口企业降低物流风险的有效策略。
“针对囤货滞销风险，政府监管部门可以建立有效的引导机制，让跨境电商企业熟悉供给侧改革优化的思想。”马述忠认为，滞销风险的相当部分原因是出口厂商对目标市场需求的分析能力不足，导致不匹配的产品开发与同质化严重的海外仓囤货。“政府部门可以考虑成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的跨境电商研究院，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公益性的跨境市场数据分析服务和智库服务。”
“至于知识产权风险，相关部门应鼓励成立以处理知识产权等领域法律事务为主要目的的行业协会，鼓励大企业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相应的国别风险预警、技术咨询与法律援助服务。”马述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