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消息，据外电报道，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在3月10日接受了《时代周刊》编辑主任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和记者列夫·格罗斯曼（Lev Grossman）的专访，讨论了用户隐私、美国国家安全、以及苹果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之间日益升温的加密之争等多个问题。以下为文章内容摘要：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地诺（San Bernardino）发生恐怖攻击事件，极端化夫妻赛义德·里兹万·法鲁克（Syed Rizwan Farook）和塔什芬·马利克（Tashfeen Malik）持枪攻击法鲁克工作地点举办的聚会，造成16人死亡，21人受伤的惨案发生一天之后，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证据响应小组(Evidence Response Team)对这对夫妇位于雷德兰兹（Redlands）附近的住所进行了搜查。
iPhone四位锁屏密码难倒FBI
他们发现了12枚土制炸药，数千发不同口径枪支的子弹，以及三部手机：其中两部手机被丢弃在这对夫妻住所背后的垃圾桶内，还有一部被遗弃在停在屋外一辆黑色雷克萨斯IS 300轿车上。垃圾桶的两部手机已被这对疯狂的夫妻砸碎。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许是他们为了毁掉证据，或许是因为这两部手机已毫无用处。不过遗弃在车中的第三部手机是完好的。这部手机已被放置在奥兰治县地区计算机取证实验室。当调查人员打开这部手机时，这部在Verizon网络中运行，搭载iOS 9操作系统，序列号为FFMNQ3MTG2DJ的iPhone 5c手机，要求他们输入四位数的密码。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有点像是幸运-倒霉游戏一样。很不幸，调查人员并没有获得这部手机的密码，而知道密码的人已经死了。（枪击案发生数小时之后，法鲁克夫妇已在与警方的枪战中丧生。）调查人员曾尝试着猜出密码，但是在连续猜错10次密码之后，这部手机已自动重启变砖。幸运的是，这部手机是法鲁克的工作手机，因此从技术上讲它属于圣伯纳地诺；不幸的是，圣伯纳地诺同样也没有密码，也没有与这部手机相连的iCloud账户的密码。在苹果的安全体系中，iCloud账户的密码肯定不同于手机密码。
不过圣伯纳地诺有权利重设iCloud密码，而且它也确实这样做了。法鲁克的iCloud账户包括了数个完整、未加密的手机备份。不幸的是，法鲁克从10月19日开始在没有把手机备份存储到iCloud，因此调查人员找到的数据都已是过时的。更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iPhone信息都必须存储在备份当中。
所有的数据依旧存储在这部手机上，但是没有人知道加密的密码，除了这部手机的制造者苹果之外。
联邦调查局确实向苹果提出了要求。“在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我们没有听到一点儿消息，”苹果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接任者蒂姆·库克（Tim Cook）说。“我记得枪击案是发生在周三或者周四，然后好几天我们都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周六那天我们接到了电话。我们设立了一个咨询处，以处理政府的请求。这个咨询处是全天24小时随时都有人在的。当然不是因为这起案件才这样，一直都是这样。他们打电话过来，还出示了跟这部手机相关的搜查令。”
现年55岁的库克在苹果位于库比蒂诺1 Infinite Loop的总部办公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是一间普通的办公室，墙面上贴着若干张“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广告公司TBWA\Chiat\Day纽约分支办公室于1997年期后期为苹果公司创作的广告口号）的海报，以及若干幅苹果零售店的艺术照。乔布斯的办公室就在库克办公室的隔壁。那是一间黑暗、紧闭着窗帘的办公室，只不过铭牌依旧在办公室的门上。
需要明确的是：苹果遵照了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并积极的协助了调查，直至该公司无法再进行配合。“我们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建议。我们让他们把手机拿回去，充上电，连上网络，让它自动备份。结果他们又来了，说这个方法没有用，”库克说。“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需要清楚了解事情的原委，于是我们派了工程师过去。我们发现，他们一开始，在我们还没有参与其中的时候，就把手机送到圣伯纳地诺重设了iCloud密码。你知道，如果你重设了iCloud密码，你需要在手机上输入新密码，手机才会进行云备份。而如果手机设定了密码，你就无法重新输入密码了。因此，我们建议的方法失效了。”
苹果拒绝给FBI“开后门”
这时联邦调查局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好吧。苹果没有手机密码，但这家公司应该能够编写出一个不限制推测密码的新操作系统，然后让法鲁克的这部iPhone 5c手机安装这款操作系统。四位数的数字密码只有1万种可能性，联邦调查局只需要一天时间就可以通过群举法破解密码。
在苹果内部，这一构想被不亲切的称为“政府系统”（GovtOS）。“他们要求我们这样做之后，苹果内部对此事已经展开了长期的讨论。许多苹果内部员工都参与了讨论，不是我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想出这样的决定的。这是一个吃力的决定。我们考虑了你们认为我们应该考虑的所有事情，”库克说。
事实上，库克当时曾认为此事可能就这么结束了。但实际并非如此。2月16日，联邦调查局将此事升级，不仅将其公布于众，而且还获得了一位联邦法官的法庭指令，要求苹果依据1789年颁布的“All Writs Act”法案，为联邦调查局开发“政府系统”。库克用自己阿拉巴马腔调的英语不悦的对此说道，自己是通过媒体才知道了法庭指令一事。他说，“如果我和你就一些事共同工作数月，如果我和你有关系，但我又决定在某一天起诉你，那我一定会拿起电话，告诉你我将会起诉你。”
在库克看来，联邦调查局选择这种做法的原因非常简单：如果苹果在一起国内恐怖案中不予以配合，那么这家机构就把苹果推向公众舆论的风尖浪口，迫使苹果与其配合。
作为全球最受尊敬的企业，苹果拒绝在一起国内恐怖案调查中协助联邦调查局，确实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可以肯定的讲，以前此类事件从未涉及到加密算法以及“All Writs Act”法案。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说“他们认为他们是谁？”并呼吁抵制苹果的产品。一位佛罗里达州的司法长官就表示，他会把“那个流氓关起来。”他所指的那个流氓，也就是库克。
即便是一直与硅谷科技圈有着不错私交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西南偏南音乐节上谈到了这一问题。奥巴马表示，智能手机不能成为政府无法访问的“黑匣子”。他认为科技公司应该和政府一同协作来解决类似的问题，而不是让国会来解决。“把我们的手机凌驾于所有价值之上，这并不是正确的答案，”奥巴马说。
不过苹果的这一做法，得到了科技产业同行的鼎力支持，他们当中包括了AT&T，Airbnb，eBay，Kickstarter，LinkedIn，Reddit，Square，Twitter，思科，Snapchat，WhatsApp，以及苹果的一些死对头：亚马逊、谷歌、微软和Facebook。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Zeid Ra'ad Al Hussein）也站出来力顶苹果，称如果苹果最终配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要求去解锁iPhone，那么将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已经退休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及中央情报局前负责人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这一次也站在了苹果这一边。退出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最初也曾就此事抨击过苹果，但是在了解到事件的真相之后，格雷厄姆倒戈选择了支持苹果。苹果公关副总裁史蒂夫·道林（Steve Dowling）还展示了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收到的来自支持者的100美元支票，支持其与联邦调查局在法庭中进行对抗。（苹果并没有兑现这张支票，而是将其收藏了起来。）
现在人们或许可以了解到事件的真相。苹果做出的决定确实相当可怕，但拒绝的原因却不明显或是简单。主要的原因是技术性的：如果苹果开发出相当于撬开iPhone的工具，这个工具就会因粗心大意或黑客攻击而泄露，那么全世界所有iPhone的安全性能就将大打折扣。这并非一种不可能出现的场景：代码就像是《侏罗纪公园》的恐龙一样，经常能寻找到通向自有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系统将会成为全球黑客的“圣杯”，也将会成为愿意和渴望窥探国民隐私的独裁政府的礼物。“在诉讼开始之前，我们已经作出决定，开发联邦调查局希望我们开发的操作系统，这对民众来说不是件好事。从客户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件好事，因为这最终会将好几百万客户置于风险之中。”
库克：跟裸照泄露相比 这个危害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库克并不担心用户的自拍裸照存在着被发布到互联网上的风险。他所看到的黑客风险，足以与可能出现的恐怖攻击相提并论。“这不仅仅是用户的财务信息或是照片或是其它信息可能被泄露的问题，”他说。“请想想如果基础设施出现了问题，比如电网出现了问题，而此时有病人正躺在依靠电能操控的医疗设备上……无论如何，这些都不是虚幻的事情。”（此外，库克也不认为政府系统能够给联邦调查局带来太多的帮助。）
联邦调查局一直主张，新代码可以通过量身定做专门用于特定的手机。在这种情况下，调整代码来攻击其它手机的可能性就要小许多。但苹果依旧认为（联邦调查局几乎等同于做出了让步），此安全并非一次性事件；它将会成为先例。即便是联邦调查局在使用完苹果开发的政府系统，苹果便立即删除了这一工具之后，还会有许多的地方检察官排着队要求苹果一次又一次的编写这种工具用于破案。“这不是一部手机的问题。这关系到了未来。一位曼哈顿的家伙就叫嚣着说，‘我有175部手机希望通过这一程序。’”（库克所指的人是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他确实这样讲过。）
这是一场关于技术的争论。苹果在本案中的法律论据，依靠于对有点包罗万象的“All Writs Act”法案的解释：该法案授权联邦法庭颁布“所有必须或适当的令状，用于援助他们各自的司法管辖区，并遵守惯例和法律原则。”苹果的代理律师辩解称，强迫公司编写、测试、调试、部署和整理必要的软件，可能会给苹果带来沉重的负担，超出了“All Writs Act”法案的界限。苹果同时还抛出了一个略微有点稀奇的主张，强迫公司技术人员编写他们反对的代码，可能违反了《第一修正案》所赋予他们的权利。
不过苹果的这些法律和技术主张折射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即人们拥有隐私权，类似于iPhone这样的设备，能够向黑客和执法部门提供前所未有的侵入用户隐私的途径。加密是唯一可行的应对措施。“当我考虑公民自有时，我想到了这个国家立国之本。《第一修正案》不仅涉及到自有，而且还包括隐私的基本权利。我们最简单的看法是，如果'All Writs Act'可以被用来强迫我们做一些会让数百万人处于风险之中的事，然后你会问自己，如果那样的事可以发生，那么还有什么事可能会发生呢？在下一次国会开会的时候，你可能会提出研发一个监控系统。也许执法部门会希望拥有打开你电脑上摄像头的权力。如果你读一读两百年前通过的'All Writs Act'，你会发现这部法案是开放式的，可以为之作出广泛的解释，这是因为，这部法案的出台是为了填补当时的法律空白。我们认为，这一旦起了头，后面会越来越糟，”库克说。
“这一论点不仅有利于隐私，而且也有利于新类型的隐私。随着我们如今生活的科技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类型的隐私已强加于我们。设备与服务的不断更新换代，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所做的许多有趣的事情都被记录在了我们的个人设备当中：我们的社交生活，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资产，我们看了些什么，谁与我们谈话，我们去过哪里，我们关注过什么。十年之前，如果我要出门慢跑，所有关于慢跑的信息都会在发生之后很快消失。这些信息无法被捕捉到。如今，这些关于我去过哪里，跑了多远，速度有多快，听了些什么，心率是多少的信息不仅被保存了下来，而且还被上传到了云端，传播到了我的社交网络。”
法学家彼得·史怀亚（Peter Swire）和肯尼沙·艾哈迈德（Kenesa Ahmad）创造了一个短语：监视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Surveillance）。我们无所事事和盲目轻率，仅仅是因为我们喜欢智能设备给我们带来的小便利和个人服务，我们已完全让自己被监视了起来。像亚马逊的Alexa或者三星的智能电视，甚至是美泰的哈啰芭比（Hello Barbie） 这样的设备，不仅监听它们周围的所有对话，还即时上传到云端，通过语音识别算法对它们进行分析。这些设备不仅监听，还会做出报告。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早已预测到大规模的监控会入侵我们的生活，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并不是独裁者在进行监控，而是我们自己在监控自己。“不久之前，你也不会想到健康信息会保存到智能手机上，”库克说。“还有财务信息、你的对话、商业机密，可能还有很多关于你的信息都已被存储在智能手机上，可能比你家里所有的信息还多。”问题是既然现在已经有了这么多新的、大量秘密安装的监控设施，独裁政府是否有权访问它们？如果可以访问，他们是何时访问的，又是如何做到的？或者普通公民是否有方法保护这些可能被黑客、小偷、以及政府加以利用的信息？
说来也奇怪，这种奇怪的斗争事实上以前也曾发生过。20多年前，在一场名为Crypto Wars的大战中就出现过这种情况。1993年加密技术的不断成长让政府寝食难安，白宫便宣布退出一款名为“加密芯片”（Clipper Chip）的设备，在对数字通讯进行加密的同时，准许政府保留秘钥解密数字通讯。毫无疑问，科技产业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加密芯片”的做法，其中就包括它可能导致美国制造的通讯技术明显的对外国买家不具吸引力。到1996年，“加密芯片”事实上已寿终正寝。到了2000年，美国政府还曾幻想着试图通过对加密技术进行立法的做法，来查收整个产业。
即便是“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开始加大网络监控，高强度加密仍然是例外。不过到了2011年，执法机构开始关心他们在监控电子通讯设备上的实践能力。联邦调查局的法律总顾问还把它们形容为“走向黑暗”（going dark），这个短语已经变得类似于战斗口号。
在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棱镜门事件”曝光之后，一些科技公司开始在旗下产品中更紧密、无缝地整合加密技术，并让其成为默认设置--苹果在2014年发布的iOS 8就被视为分水岭。谷歌随后发布的Android操作系统也采用了同样的做法。早在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案之前，便早已出现要对加密立法的热议。《华盛顿邮报》去年曾援引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第二法律顾问罗伯特·利特（Robert S. Litt）的电子邮件称，“在对加密立法的大环境下，恐怖袭击事件或者犯罪事件将会让强加密成为执法的障碍。”事实确实如此。
长期以来，执法机构已习惯于获得搜查证对想要获得的任何事物进行搜索，这种做法仅仅受限于《第四修正案》（Fourth Amendment）对其规定的有限的限制（即“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但是加密技术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证据保护空间，让公民能够把庞大的个人敏感信息存储在虚拟的保护所内。从理论上讲执法部门依旧能够进入这个保护所，但实际上没有密码他们也无法破解。
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柯米（James Comey）在今年2月关于圣贝纳迪诺的国会听证会上就毫无掩饰的提到了他们所面临的新窘境。“执法，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确实能够挽救人们的生命、营救孩子、保护我们的邻居不受恐怖分子攻击，”他说。“我们执法完全是通过法庭的判令，获得了搜查证来执行。我们通过移动设备的搜查证来进行取证。那么我们是要进入一个没有什么都不可能的世界了吗？这个世界并未走向末日，但和今天以及2014年我们所处的世界相比，它将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拒绝就此问题接受采访的柯米，把苹果与联邦调查局的冲突形容为在隐私和安全之间的选择，是一种零和权衡。如果这件事情真的那么简单，那苹果将面临着一场攻坚战：无论加密给用户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都应该权衡恐怖活动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问题。但是库克以此观点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为由否认了它的正确性。他说，“我认为它过于简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的真相是不要我们加密，让我和你明天就禁用密码。所以我们才会坐在国会说，如果没有加密，将会发生什么呢？我可以辩解说，坏人会使用非美国公司的加密技术，因为他们相当的聪明，而苹果却没有自己的加密技术。”
换句话说，政府系统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没有对加密进行立法。无论如何，坏人还是会一如既往的使用加密技术。“互联网没有边界，”库克说，“你可以从东欧、俄罗斯或者任何一个地方获得一款应用，不管是哪个国家，反正不是美国。这款应用会提供端对端加密。”诚然，你或许可以从法鲁克的手机上获得数据，但这会是你最后一次从手机上获得数据。然后一切回到起点，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因为每个人的加密都变得越来越弱，这些人的数据唾手可得。你只是在惩罚好人。
如今双方的赌注正变得越来越大。单是在2015年，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就黑了2200万个人记录；黑客泄露了偷情网站AshleyMadison.com上3200万用户信息；美国第二大医疗保险机构Anthem、美国国税局和中央情报局主任办公室也都被攻击过。“想想人们手机里的数据，”库克说。“他们孩子的位置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些完全不牵强的场景发生，通过智能手机就能对电网下手。”这完全不是猜测：去年12月，就有人想对乌克兰西部的电网下手，让23万人人无电可用。“我们认为政府更应当努力推进加密。加密是个好东西，就好比是太阳、空气和水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或缺。”
加密技术改变权力平衡
加密是独特而强大的技术现状之一，已经改变了政治现状--它已掀起了一场关于加密的革命。它改变了政府与被统治者的权利平衡。
苹果的职责不是革命，也不是做类似的事情，库克强调的是加密技术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保护你的数据不被坏人、黑客或者其他罪犯利用，而不是被执法机构所掌握--但与此同时，库克也传递出一个信号，政府正在不得体的渴望获得个人信息。“我就像是联邦快递的投递员。我收了你的包裹把它投递出去。”他不希望让苹果成为为政府存储可供阅读公民个人信息的机构。“我不是因为成本或者其他因素，而是从伦理和价值观出发来考虑问题。你也不希望我掌握所有的这些信息，对吧？我想你们都拥有一种合理预期，即你们的通讯是隐私。”
库克还指出，“All Writs Act”法案没有详细说明它适用于哪一种刑事侦查。“一宗案例可能是一起国内恐怖主义事件，但另外一个法庭可能认为它适用于抢劫案。或者另外一个法庭认为它适用于出租车问题，也许还有法庭认为离婚问题也适用。所以我们是以一个开放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会考虑如果这是我们的发展防线，那么就应该立法明确规定它的适用范围。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不同的法庭来界定。”
是否应当由法庭来判定这个问题目前仍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联邦调查局在一系列越来越多的法庭文件中都尖锐地指控苹果，“影响最能保护我们自由和权利的机构：法庭、《第四修正案》、存在已久的先例、庄严的法律以及政府的民主选举分支。”联邦调查局甚至还威胁选择一个影响无异于“核爆炸”的选择：让苹果交出iOS源代码和用于识别代码对设备有效的证书“个人电子签名”，对于软件来说，它就好比是上帝。
对于库克提到的隐私和民权，联邦调查局把此称之为“营销”。确切地说，双方都希望在此问题上引起民众的关注。“我喜欢他们的策略？”库克说。“不！我不喜欢。我没看过政府机构使用从未出现过的做事方式。我是否应当通过媒体才了解此事？不，我认为他们很不专业。我是否喜欢他们探讨或对我们的打算撒谎？不，我觉得自己被冒犯了，被深深的冒犯了。”
诚然，库克一直以苹果主要竞争对手为代价，把苹果定义为个人隐私的防卫者。库克喜欢强调苹果的业务模式不涉及收集和挖掘用户的数据，而竞争对手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却一直在这样做。 （苹果对用户数据不感兴趣实际上是一条真理--乔布斯过去就常常声称，苹果内部甚至就没有专门从事此事的团队。）库克的立场还与苹果痴迷于下行控制产品的所有细节相得益彰。美国政府对苹果代码所伸出的肮脏的黑手，让苹果简直难以忍受。
对隐私强硬的立场让库克继续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这颇具粉刺意味。从本质上讲，作为苹果首席执行官，他强调隐私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也代表了另一种相当奇怪的趋势，当前美国硅谷有越来越多的工程师，把自己弄得越来越像政治家或政策的制定者了，针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发表相关立场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我们社会和文化的结构越来越多的整合到了互联网的世界里，而权力则在神秘的地下通道里流走。“我们被摆在一个相当离奇的位置，帮助公民捍卫自由并抵御政府。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处在这样的位置。政府应当永远的捍卫公民自由，但这里却发生了角色转换。我感觉就像是在噩梦中的另一个世界。”
库克正竭尽所能从“噩梦”中醒来，他说，苹果并不是真的想做出这样的决定，与政府在隐私与安全问题上展开对抗感到极为不适，毕竟此事应当由法官和国会来推动，委员会可以深入研究此问题，并拿出合情合理的法律部分来完结整件事情。库克说，“政府的表现的相当强硬，而且权利大，发出的声音更具影响力，他们总是想办法限制或者根本装作没听到一些讨论。”库克强调，无论结局是什么样，一旦法律制定出来，苹果可能会遵守它。
与此同时，苹果总部库比蒂诺的技术人员仍在加速开发新技术，且速度要远远快于国会委员会的速度。未经证实的报道称，苹果正在开发一款永远不会被破解的iPhone，即便是拥有政府系统的帮助也没有任何作用。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举例来说，猜测10次密码的要求能够被整合到手机硬件，而不是软件当中，即便是调整后的操作系统也不能消除这一点。没有人清楚未来苹果的产品究竟会变为什么样子，毕竟大多数人总是想到乔布斯的作风。不过库克表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你觉得这样的事情难以发生。他说，“我从来也没有怀有目的的让你那样宣传。我们的意图与政府没有丝毫的关系。我们的目的是为何保护人们。这有什么样的后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你会做得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十年来一直行走的路线。”
库克同时还暗示，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开始转向巨大的、无形的云端，手机上的加密数据已不再是重要的事物。执法部门不应当对iPhone发牢骚，而是应当关注公布于众的信息是如何被罪犯和恐怖分子，通过社交网络、Nest恒温器、监视摄像头和Hello Barbies加以利用的。苹果甚至还拥有iCloud备份的秘钥，所以为何要沉浸于设备本身？库克就此表示，“没有人会走向黑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向我发送了一条加密的信息，如果不是经过我们两人的准许，没有人会知道这条信息的内容。我们不能总是念念不忘无法使用的东西。我们应当迈出一步看看能够使用的东西，因为那里有海量关于我们的数据。”
除去有点恼怒的语气外，库克的论据还以之前2月份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来佐证自己的言论。这份报告指出，许多强有力的趋势正在平衡着数据加密的传播速度：依赖于挖掘用户数据的业务模式整日益流行；把数据存储到中央服务器的云计算正变得越来越容易接触；以及物联网的普及。
事实上，我们似乎可以从两个平等的方向来看待问题，这取决于你认为哪一边更加合理。一方面我们将步入黑暗，另一方面我们将泄露自己的隐私。这些都是需要整合到大环境的局部效应。整体而言，物联网巨大而又凌乱，这使得安全防护问题成为头等大事，并且也意味着强大无缝的技术加密手段将更为普遍。它只能涵盖我们日常生活流露出的一小部分数据。
苹果与联邦调查局的下一场争斗将始于3月22日，双方届时将出席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联邦法院举行的听证会。迟早有一天，所有的争执都将会回归于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要考虑到加密的现实，也要考虑到加密无法实现的问题。我们需要理清在如此强大的法律框架下，是否已经足以避免下一次“加密大战”的发生。“你掌握的情况与我一样多，即便是我们能够有所收获，过程也会非常的丑陋，”库克说。“不过我对一件事充满信心，最终我们会到达相同的目的地。”（无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