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哪怕是拍一下孩子，在家长眼中都有可能是虐待。”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家民办幼儿园的老师韩菲说。
自从最近多起幼儿园疑似侵害儿童事件发生以来，韩菲觉得园里的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变得有点儿怪怪的。每天早晚，老师们还是会在幼儿园门口接送小朋友，可双方的笑容里多了些尴尬，以前短暂的交流也少了很多。“从家长们的眼中，明显能感受到更多紧张和担心。”韩菲说。
韩菲因为喜欢小孩，报考了学前教育专业，曾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即使是在老家开办幼儿园的哥嫂也不赞成，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份既辛苦又没有前途的工作。
韩菲家人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门槛低、学历低、收入低、工作压力大和高流失率是幼教老师普遍的生存状况。而另一面，却是过去六年全国增长近1500万的幼儿园在园人数。
供需失衡，却没有引发幼教行业核心资源——教师的要素价格上涨，是什么导致了市场基本法则失灵？资源的层层错配根源又在何处？
是继续严管、费力守住快速增长过程中千疮百孔的底线；还是正视系统性的体制问题造成的障碍，通过政策“供给侧”改革，引导行业的健康发展。哪一个才是幼教行业的真正目标和方向？
如陀螺一般地工作
90后的韩菲现在已是所在幼儿园的骨干，作为主班老师，她与一位配班老师、一位保育员，带着25个4岁-5岁的孩子，从早上孩子们入院做“晨检”开始，三人就像陀螺一样转起来，直到孩子们下午放学。
一个跟着一个的主题活动都由老师组织，除了教学、纪律和安全以外，还要对孩子的所有活动进行观察记录，只有孩子们午睡的时候，三个老师可以轮流休息20分钟，一旦有孩子不愿睡觉或出现什么状况，这点休息时间也泡汤了。
北京东城区一家民办幼儿园的园长钱婧说，她园里老师的“转法”差不多：早上6点半起床给班级打水，7点半站在门口接孩子，8点带孩子吃早饭和收拾餐桌，9点上课，9点半喝水加餐，10点户外活动，10点半回教室看书、表演节目，11点吃饭，一个老师带着孩子们吃饭、另一个老师铺床准备让孩子午睡……“这只是半天的任务，说是下午5点半下班，谁也做不到，还要准备教案、写观察记录、教养笔记、班会记录等等，现在已经积累了上百盒的资料，教委等部门来检查，经常要看这些内容。”钱婧说。
浙江省台州市一所公办幼儿园园长王霞说：“现在对幼儿园老师的要求和压力不是一般大，得是一个全能手，弹、唱、跳、绘、说各种素质具备，对小朋友的教学领域涉及科学、测绘、语言、艺术、健康。”
下班也不意味着工作结束，张莉是幼儿园老师中少有的高学历者，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北京一所公办的机关幼儿园当老师，因为这里“有编制，可以解决户口”。“备课做教研就不说了，还要随时准备应对家长们的投诉和调解矛盾。”有一天放学后，同时有6个家长找到张莉，要求开除班上一个孩子，原因是他无故推搡同学，张莉和园长一起安抚家长们的愤怒，随后又用一周的业余时间，对班上23个孩子挨个进行家访。
除了日常教学工作和协调家园关系，公办幼儿园里的老师们还要“旋转”于职称晋升、教学评估等“泛教学”工作。“其实现在的情况已经比去年好多了，毕竟孩子们都大了一岁。”工作六年的韩菲时常用这样的话安慰刚来的配班老师，可是回到家之后，自己也已筋疲力尽。
低门槛低收入
如此忙碌辛苦、综合素质要求颇高的职业，入行门槛和收入却并不高。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位于北京、上海、青海、黑龙江、浙江等地的13位幼儿园一线从业者反映，幼儿园老师的薪资水平，主要取决于学历高低、是否公办以及是否有教师资格证。
普通幼儿园老师月薪通常是2000元－4000元，这必然会带来高流动率。
来自河北的赵青只有中学文凭，在北京七年，做过餐饮服务员，现在北京昌平区一所有70个孩子的民办社区幼儿园工作了两年。她和其他教师一样，月薪3000元，园方解决了她们住宿问题，但没有给她们上社保。
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赵青的年收入只相当于北京市教育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年收入11.14万元的32.3%，与青海省西宁市的幼教老师待遇差不多。曾在西宁一所民办幼儿园做过七年教学管理工作的延瑶介绍：“（西宁民办幼儿园老师月工资）通常是2000元－3000元，以我们当地的工资水平，这也算是低的。”
陈莲从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之后，进入上海一所公办幼儿园当老师，她曾经以为老师的工作都是风和日丽、岁月静好，穿着美美的裙子，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现在工资卡不敢看，公司前台、保姆都比我们挣的多。” 她说。
孩子难管，情绪焦躁是陈莲工作中难免出现的状况，园里的老教师对她说，有怨气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声发泄出来。“总要自己消化，要是一巴掌打下去，我一辈子的职业生涯就完了。”陈莲说。
不仅工资偏低，在公办园里还有“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据一位北京公办幼儿园的老师王霞介绍，她所在幼儿园编外老师的年收入是4万－5万元，编制内老师年收入7万－8万元，相差约一半。“我们跟主管部门提过很多次给编外老师涨工资，但目前的财政投入做不到。”
在河北，解决幼儿园老师缺乏社保和“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还被写进官方文件里，《河北省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17-2020）》中规定，争取在2020年前，各类公办幼儿园的非在编教师经考核认定，工资达到在编教师平均工资的80%以上。
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幼教老师门槛低、学历低、收入低、工作压力大和高流失率是普遍现象，实际生活、工作心态、个人成长及价值实现等各方面，都处于窘迫的状态。
“我们园里的老师大都在21岁－25岁，人才储备一直紧缺，现在河北不少地方给政策，民办老师可以回家考公办的编制，以后更难招了。”钱婧说。
由于近期发生在上海和北京幼儿园侵害儿童的事件，幼儿园老师们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监控系统让生存紧张的老师们又身处被“围观”的窘迫状态。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侵害儿童事件发生后，钱婧的幼儿园本来有40多个摄像头，近期区教委又上门装了40多个，就差办公室没有装了。
办园不易
钱婧任园长的幼儿园在北京市三环内的东城区，在园约300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缴费3000元，学费收入约1000万元，每年房屋租金和人员工资支出占一半。
“房租还在以每三年40%的速度增长，人力成本也在上涨，加上孩子的餐费、设施、教具、资产折旧等成本，目前还有盈利，但没什么增长空间。”钱婧说。
有幼儿园举办者核算过一家40人的小规模幼儿园的办学成本，房租、装修、教学设备、户外设施、监控等硬件设施，前期投入需要500万－600万元，按照每年5万元的北京中等水平的收费标准，100个孩子一年的学费才能覆盖这笔投入。
北京碧桐书院幼儿园联合创办人郑劲松的境况要好一些，他所租用的小产权房的租金相对较低。在他的成本支出里，人员工资占大头，这和他对师资水平要求较高有直接关联，他招聘的教师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平均月工资超过5000元。这高于绝大多数民办幼儿园老师，也仍大幅低于北京市教育行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早在2008年，家在北京的孙静就发现了幼教老师工资之低，与学费已呈现出倒挂的现象，她在距离出事的红黄蓝幼儿园不远的东四环外租赁民居，召集几个家庭自办了一个非营利性小微幼儿园。
从同济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毕业、一直在外企工作的孙静看来，教师的收入与教学水平有密切关联，与其将钱交给幼儿园，让孩子接受家长不满意的学前教育，不如自己办园，直接给教师支付更高的工资和培训费用，家长也可以将自己对孩子和教育的理解、方式和理念深度融入其中。
这也体现出家长们对高品质教育的渴求，另一位曾办过“家庭园”的家长表示，仅她知道的类似“家庭园”，在北京就有几十家。
对钱婧所在的幼儿园来说，未来不仅是盈利空间，更是生存空间的问题，投资举办该幼儿园的企业，原来在北京最多时有7家幼儿园，现在只剩下3家。
需求爆发，供给匮乏
幼儿园“窘迫”的另一面，却是急速膨胀的需求。
学前教育并非免费义务教育覆盖范围，也不是教育公共经费主要投入对象，近年来已成为各个教育阶段发展最迅猛、对教师需求最旺盛，同时也是市场相对最开放的领域。
《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幼儿园数量比2010年增长59.4%，在园人数从2976.67万人增长到4413.86万人，六年增长近1500万。幼儿园园长和教师人数增长91.4%，翻了近一番，其中民办幼儿园占总量的64.3%，在园人数占总量的55.2%。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市场需求还将持续爆发，与此相对，学位数量和高品质教育资源供给却是双重匮乏。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2016年1月在北京市“两会”上透露，三年内要新增15万个学位。参照北京市教委1996年发布的《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试行）》和《北京市统计年鉴2016》计算，专任教师缺口仍约有40%。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负责人也在此次会议上表示，该市符合全面两孩政策、可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常住育龄妇女数量约增加236万，预计2017年至2021年间将累计新增常住出生人口58万，年均新增出生人口约11万。
然而，愿意从事幼教工作的人却没有增加。2017年12月，作为北京幼儿园师资的主要来源地河北，石家庄市一所专门以幼教师资力量培养为特色的中等专业学校，举办了一次应届毕业生就业双选会，该市40多家幼儿园提供了300多个岗位，有就业实习要求的学生只有70多人。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新开办的幼儿园只能选择通过社会招聘来满足缺口。
延瑶曾经参与过管理的一所民办幼儿园，从几十个孩子发展到300多个孩子，老师中只有一半有幼教类专业背景和教师资格证。“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大多数是中专毕业，其他都是社会上招来的，什么背景都有。”延瑶说。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教育科学学院首席专家劳凯声认为，近年来幼教需求增长带来的供求失衡，不仅将机构办园水平、教师素质等问题凸显出来，法律、政策和政府管理也都准备不足，市场对教育水平和质量关注不够。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需求上涨、供给短缺，会带来要素价格的上涨，但在学前教育领域却不是这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对《财经》记者说。为什么市场的基本法则“失灵”了？这才是真正该反思的问题。
在曾晓东看来，审批制度与扭曲的市场引发的资源错配，是目前幼教领域问题的核心所在。
供需失衡激发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并没有体现在高水平的师资和创新教育理念上。比如，本应只是幼儿园办学的基础条件，在政府审批与政策体系里，作为实体空间的房子和院子，却成了核心要素。
2011年，一直从事教师和NGO工作的河北承德人段安，就嗅到了幼教市场需求的机会，她和合伙人先后投入200万元，在北京市某区的城乡接合部拿到一块工业用地，自建设施举办了一所没有资质的“黑幼儿园”。2013年是幼儿园经营最好的时期，这得益于段安一直从河北的师范学校引入专业师资力量，月薪也可以给到3000元左右，通过课外兴趣班等收入，较高水平的老师月入可过万元，幼儿园月利润4万-5万元。
段安也很努力，一直想拿到办园资质，成为“正规军”。段安说，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对幼儿园的“监管”没有间断，经常给幼儿园开会，多的时候一天两三次，教育、消防、卫生等主管部门也经常搞“突然袭击”，得出不达标的结论，却不说明具体问题。
段安称，每年开学、期末，到镇上开会时，都要跟主管部门领导搞好关系，关系好，突击检查慢慢少了，指导和帮助多了起来。段安根据主管部门提出的问题一直做整改，但这些并没有帮助她取得办学许可证。
段安后来退出了幼儿园经营，“一些办得不错的园最近也被关闭，原因是规模不足、房屋存在问题等”。
段安的幼儿园“转正”之路，真正的障碍是产权，因为土地性质无法改变，她的幼儿园一直拿不到产权证。北京碧桐书院幼儿园创办人郑劲松，也面临相似的问题，他租的房子是“小产权”。
据郑劲松介绍，在北京，教育管理部门发放《办学许可证》有两个前置条件，一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食品安全方面的审批，主要针对厨房设备和从业人员等；二是消防部门对房屋的防火安全等方面的审批。就具体标准而言，这两项审批并不难达到，但两个主管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要求幼儿园租用或自建的空间，必须产权清晰，法律上有明确归属，才能通过审批。
日日新学堂是一所由家长共同管理、出资的办学机构，2006年在北京回龙观成立，提供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教育，学堂的创始人兼校长王晓峰遇到的困境是，“家长们很满意，政府很不放心”。
王晓峰在申请幼儿园的餐饮许可证时，相关部门称需要先获得办园许可，而前往办理办园许可时，又被告知先要获得土地、消防、卫生（包括餐饮）等环节的资质。更关键的一点：学堂使用的土地属于林业用地，没有符合要求的房产证。
段安的自建房、周晓音的租房、日日新学堂的林业用地都难以符合条件。“教育管理部门的态度是鼓励更多的人办幼儿园，可以拓展更多学位，可因为房屋产权问题过不了消防验收，拿不到办学许可证的情况很多。”周晓音说。
实体空间，应该只是幼儿园办学的基础条件，在政府对幼儿园的审批体系里，它却是核心要素，不仅产权，面积、位置都有明确规定。
按照北京市教委颁布的幼儿园办学标准，在园人数40人，6名教职工的最小规模幼儿园，也要至少拥有120平米的室内面积和80平方米的户外专用场地，如在平房、四合院需有独立院落，多层及高层住宅楼需在首层，多层及高层商业地产需在1层-3层等。
这不仅让不少办学质量合格，有意长远发展的“黑幼儿园”很难入围正规军，甚至教育管理部门自身也因此遭遇尴尬——明知有数量庞大的“黑幼儿园”，却只能默许存在。
2015年3月，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在全市开展麻疹防控专项监督检查，在总共检查的1544家托幼机构中，有344家并无办园资质，占比22.3%。《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仅在海淀区没有办学资质的民办幼儿园就有约200家。
其中一所幼儿园的举办者透露，北京大兴区火灾和红黄蓝幼儿园事件之后的11月末，这些幼儿园被要求到海淀区政府开会。会上，一名领导表态称：迫于市场需求，公办幼儿园确实无法解决大量家庭教育需求，这些（黑）幼儿园可以保留，或是根据市场自我调节优胜劣汰，但今后不再新增无资质的幼儿园。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非正规学前教育机构“四环游戏小组”的发起人张燕告诉《财经》记者，尽管北京对小型幼儿园、社区办园点都各自出台了相应政策，但硬件标准定得高，推高了办学门槛，这反映出政府认为物质条件好就意味着教育质量高，但事实并非如此。
张燕介绍，在幼儿园办园标准方面，各地规定尽管多有不同，但差别不大，除了基础设施，师资及人员配备也以大城市的所谓“高水平”为参照，无视地方差异，难以实现。特别是城镇和农村地区，班级师资不足2人的情况大量存在，也加大了办园成本和家长负担。
市场调节失灵
审批和政策体系的束缚，以准入门槛高和成本增加的方式传导给市场，有意举办幼儿园的基础供给严重不足。
牌照稀缺更引发“办学资质”价格上涨，购买现有符合资质的幼儿园，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和资本在窄化的市场中发现的机会。
“没有资质我们肯定是不买的。”一位依托母公司房地产业务的学前教育企业投资总经理对《财经》记者说，这家企业做了多年幼儿园，近年来快速增长至拥有直营园100家，未来目标是通过并购的方式将数量翻一番。这位人士判断，未来幼教市场一定会出现向少数企业集中的趋势。
2016年全国总共近24万所幼儿园中，有15.4万所属于民办性质，这一数字远远超过民办小学、初中的规模，后两者全国各有5000多所。广证恒生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广证恒生2018教育年度策略》根据公开数据统计，拥有幼儿园数量（包括加盟幼儿园）排名前十的幼教行业企业共有幼儿园9200家。
相比于已有的全国总量市场，这意味着该行业正处于竞争格局非常分散、机会最大的“拓荒”阶段，在增量供给被审批与政策体系束缚的前提下，通过收购现有幼儿园牌照实现规模扩张越快，意味着未来市场占有率越高。
国金证券教育行业首席分析师吴劲草对《财经》记者介绍：幼教企业扩大规模主要通过收购和参加新建幼儿园配套设施招投标来实现，办学资质和规模是资本收购幼儿园的主要关注层面，教学质量和水平、创新能力等专业要素很难量化管理，则不在主要关注范围。
对于红黄蓝幼儿园疑似侵害儿童事件引发的一连串反应，精英集团负责幼教业务的副总裁张志同也很无奈，这让家长和校园之间本就没那么信任的关系变得更加稀薄。该公司旗下目前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有11家直营和托管幼儿园。
张志同认为，先不谈还未查实的所谓“虐童”现象，教学方式和方法不当的问题，在管理正规的幼儿园也是个别现象，但社会对这个行业的整体“敌意”，却明显增加了。
在他看来，目前行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师资力量缺乏，政府对培养合格乃至高水平教师的专业供给严重不足。
自1998年四校合并成立新浙江大学开始，出于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的需要，政府倡导全国高校从专门化、行业化转向综合性、多元化，重点本科院校主导合并，成为1952年院校调整以来，中国高校布局最大的一次改革。
“不少原有的优秀中等幼儿师范学校，被升级合并，教学理念发生很大变化，从重视实践到重视理论，客观上造成长达十年的学前教育传统方法论和人才的断档。”张志同说，现在的情况是，年轻老师动手能力不强，理论固然好，但总要有人才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实现才行。
其次是政府“一刀切”的政策导向和管理方式。据张志同介绍，自2010年政府开始大规模推进学前教育，要求各地新建小区必须提供幼儿园基础设施配套，2014年开始，在不少地级市中，就出现了基础配套设施供给相对过剩的现象。但该公司目前发展面临的困难，还是难以拿到政府发放的办学牌照。
“眼看需求在增长，有钱可赚，很多人都进入这个行业，地方政府自然倾向于给熟悉的当地企业。”张志同说。他也认为未来该细分市场的资源会向实力强的企业集中，从企业角度看，这样的集中在现阶段有利于幼儿园管理的快速规范化和标准化，从整体上提升幼儿园数量急剧增加引发质量参差不齐的底线和水平。
商业运作自有其逻辑，在起跑时就取得先机是赢得优势和胜利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阶段，企业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并购幼儿园，提升系统管理水平、增强品牌实力，依靠规模和品质，来提升获取政府资源的竞争力。而提升教学质量、创新能力，还是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下一步可能主要投入的方向。
不仅郑劲松的小规模幼儿园，就连孙静所举办的“家庭园”也被迅速扩张的幼教企业和资本关注过，她们都明白，有资本参与运作和投入，可以帮助她们的幼儿园更容易拿到资质，扩大规模。
但她们也明白，这意味着自己必须纳入到一个规范而且统一的体系中，自身的特色理念和对教学方向及质量的追求，也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她们都不约而同地拒绝了资本的“好意”。
“现在很多社会呼吁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只会增加更多的摄像头，推出更多的监管制度，查封更多所谓无证幼儿园。根本触及不到教育应有的层面，我们应该更关心的是怎么培养一批合格的师资，探索新的教育理念，提高学前教育的总体水平。”孙静说。
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来自于市场投放不足，难以形成活跃的市场生态体系，这背后则是整套体系的束缚。与学前教育相关的管理部门，除教育以外，还牵扯发改委、财政、城乡建设和国土资源、人社、综合治理、公安、消防、卫生、民政、质检、安全生产、食品安全，乃至妇联、残联等众多部门。
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加强对学前教育的统筹协调，健全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机制，形成推动学前教育发展的合力。”目前来看，这样的联合与协调机制还未畅通，相关部门少于协同、互动寻找核心问题，修改和开放相关规定。
以高办园标准作为相对单一的审批依据，形成了市场准入障碍。不仅如此，错位的审批与政策要素，还有不断收紧的趋势：一方面七年前的上述《意见》中规定，新建小区必须安排配套幼儿园基础设施，并且与小区同步规划、建设、交付，由政府统筹安排——新增实体空间资源又进一步集中。
另一方面，临时性设立的监管措施，不仅没有拓展政策供给，反而趋向于进一步“规制”。在张燕看来，幼教领域出现的极端恶性事件，应是个别和特殊的问题，但相关部门对事件反应过度，个别推及普遍，加码监管，对从业人员造成的伤害不可避免。
2017年11月9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发改委、财政局、公安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卫计委、社会办等部门，起草成文《北京市学前教育社区办园点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试行)》，这意味着众多合格的“黑幼儿园”甚至“家庭园”有望进入正轨办学行列，文件出台没多久，多起疑似侵害事件爆发，来自社会的不信任激发的政府管制接踵而至。
仅一个月后的12月13日，北京市《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暂行办法》出台，教育督导部门将按一人负责五所左右幼儿园的标准配备责任督学，每所幼儿园每月至少接受一次依法办园、安全管理、卫生保健、保育教育、师德师风等方面的督导。
“如果以证照为名大量排查封杀无资格幼儿园，会导致供给极度不足而无法应对需求；督导全覆盖则加剧了老师与家长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关系等——凡此种种，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制造了新问题，出现恶性循环。”张燕说。
曾晓东也非常担心近期事件激发的政府过度反应，进一步损害本就脆弱的幼教行业。“（这些事件）很可能引发对‘政府监管’的过度依赖，以及政府对民办园的‘严加管理’甚至控制，学前教育事业可能进一步减少了市场中民办机构的供给。”她说。
有形之手如何发挥作用？
不能说政府对学前教育不够重视，但力气可能没有用对地方。
今年各地都在执行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举办更多的公办幼儿园和提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比例，教育部长陈宝生在今年十九大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要占到总量的80%以上。
钱婧的幼儿园也是政府关注转化的对象，目前的方案是将每个孩子每月的收费降低到750元，再由政府提供各类补贴。钱婧计算了一下，各类补贴每年360万元，学费收入每年270万元，与之前相比，总体营收减少约40%。
“补贴太少，没法转成普惠性幼儿园，总体情况不好的幼儿园可以利用普惠性幼儿园的政策来提升水平，我们相对做得好的反而要自生自灭？”钱婧说。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映泉在2011年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在公办园与民办园、公办园与公办园之间的财政投入存在较大差别。
绝大多数民办园没有获得政府财政支持。3省218所民办园中，只有8所获得政府财政拨款，而三分之二的公办园都获得了拨款，所分担的办学经费比例在六成左右；示范幼儿园获得财政投入的均值为66.5万元，普通园仅有8.59万元；25个县的县直机关幼儿园至少获得县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三分之一，而在园儿童数却不到本县应入学儿童总量的10%。
在公办与民办之间投入不均衡方面，一些极端案例也曾引发舆论热议。
2011年，广东八所省政府机关公办园获得近6863万元的政府财政拨款，被认为是“权力自肥”。其实2004年起，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广东省“两会”上持续质疑“财政供养机关幼儿园”的做法，但广东省人大回应质疑时仅称“预算编制本身并无不妥”。
12月13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学前教育亟须一场供给侧改革”的专题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认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需要从直接供给转向需求激励，如果政府所办的幼儿园都收费低，且质量有保障，可能会将家长引导向将公立幼儿园视为更佳甚至唯一的选择，进而压缩民间办学的空间，导致家长和孩子的多样化需求难以满足。
其实关键问题，是系统性不合理的体制造成资源层层错配，导致价格上涨要素没有体现在该领域的核心资源——教师身上，这也意味着高品质专业供给还远没有被激发。
在曾晓东看来，要么改革审批标准、放松管制，鼓励更多的专业人员进入行业，增加市场的基础供给和创新活力；要么设立新的机制，用政府手中掌握的学前教育基础设施及资源，低价置换高水平的专业力量。从这两个方面展开政策与管理的“供给侧改革”，都是可行的出路。
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高水平管理，还应该通过跨部门合作，建立整体质量报表制度，和基于数据统计的监督体系，它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教师评估、定价水平、家长评估、财政预算、报送制度等层面形成的数据体系，以动态分析数据之间的逻辑来发现幼儿园的质量问题，同时配合不同等级的审核，与收费水平、财政支持挂钩，实现鼓励和提升办园质量和水平的目的。
“政策和管理改革现在就有条件做，如果暂时做不到1，那么先做到0.5行不行？只要方向走对了，总会解决这些问题。”曾晓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