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顶尖的8家互联网公司中，女性董事的比例只有9.2%，且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都是「万绿从中一点红」，没有任何一家公司的女性董事数量达到2人。
于是，有人好奇，她们究竟是怎样杰出的女性，才能从男性的重重包围中杀出，坐进顶级互联网公司的董事会。
本文便是关于她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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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岁，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假如是在国有企业中，这个年龄的女性普遍已经退休多年，开始步入老年生活的前夜。人生的战场硝烟不再，她们大多都走向了早上的菜场，或是晚上的广场。
龚万仁的答案和同龄人不同。站在六十岁的门槛，龚万仁最为出名的三个身份是：雀巢亚大非区总裁，阿里巴巴独立董事和Uber独立董事。2017年，《财富》杂志评选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龚万仁排名第11位，这比她上一年的成绩前进了三名，而2016年排在她这个位置上的，是格力集团，董明珠。
人人都认识董明珠，但很少有人了解龚万仁。
1958年出生于菲律宾的龚万仁，虽然历经菲律宾华侨、美籍华裔和瑞士籍华裔的多次身份变化，但她的父母都来自中国福建。龚父曾在厦门大学任教，转行从商后举家移民，龚母则是一名牙医。龚万仁在菲律宾大学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在这一阶段，龚万仁在父亲的劝说下放弃了做外交官的想法，决心从商，她特别挑选会计专业，只因为这门科目最难。
现如今我们谈起这些极具现代色彩的词汇，例如大学、硕士、工商管理、会计，是何等稀松平常。可是要知道，龚万仁经历的这一切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与龚万仁年纪相仿，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女性们，能完成高中学业已是高材生，她们上山下乡，只能在田间地头发挥着光与热。而在龚万仁即将赴美攻读工商管理硕士时，相信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甚至无法说出这个专业的准确含义。
安稳无虞的求学生涯，畅通无阻的上升通道，具有远见的职业规划……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人发展带来的助益，远胜过聪明的头脑和顽强的意志。相比于同时代的大陆女性，龚万仁仿佛一个来自未来的人，起点高到令人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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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龚万仁即将开启赴美留学之旅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一名叫郑玉芬的女生也选择了会计专业。她比龚万仁小三岁，职业生涯的起点，是一家电脑制造公司，名字叫宏碁。
当时大约是1985年，龚万仁已完成学业，加入了以奥利奥饼干和麦斯威尔咖啡著称的美国卡夫食品，十年之后，龚万仁成为了卡夫食品的财务运营总监，而郑玉芬也几乎花了同样长的时间，一步一步成为了宏碁的财务总监。
几乎不约而同，她们都决定换个环境。龚万仁的选择是跳槽，而郑玉芬的选择是赴美深造。
1995年，龚万仁加入伯顿食品公司，又担任了三年的财务总监。1998年，她加入NCH营销服务公司担任CEO，7年之后成为该公司的美国公司总裁。
而促使龚万仁离开NCH的诱因，是沃尔玛当时急需一位国际部门财务长，因为业绩不佳，此前的两位财务长均被开除，在注重声誉的精英圈层，已经没有人敢接这块烫手山芋。
最后，接近50岁的龚万仁接受挑战，她卸下NCH总裁身份，以极低姿态加入沃尔玛，担任国际业务部门CFO。在她的协助之下，沃尔玛四年内的盈余从600亿美元提升至1000亿美元。
就在龚万仁加入沃尔玛的2005年，郑玉芬的职业脚步踏上中国大陆。当时的她已完成在美国的工商管理硕士深造，并在纬创资通CFO的岗位上历练三年。她选择加入战略调整末期的步步高，担任CFO。伴随着步步高的扩张，2007年，郑玉芬获得网易公司提名，出任网易的独立董事。此时，龚万仁似乎还与互联网公司的董事会毫无瓜葛。
2011年，龚万仁离开沃尔玛，加入雀巢公司，担任行政副总裁，此后，又逐步成为亚大非区总裁，将整个亚洲、大洋洲和非洲的业务尽握于手，雀巢内部业务增长最快的10个经济体中，有8个在龚万仁手中。2015年8月，阿里巴巴委任龚万仁为董事会成员，出任独立董事。而在2017年夏天，龚万仁受赫芬顿邮报创始人阿里安娜·赫芬顿邀请，加入了风波中的Uber董事会。
换而言之，龚万仁完成从快消品行业到互联网行业的跃迁，只不过是近三年的事情。
你或许已经发现，龚万仁与郑玉芬的职业履历出奇相像。会计专业出身，工商管理硕士，国际化背景，扎实的财务管理经验……她们的职业经历如同双胞胎一般，而这，当然不是巧合。
事实上，无论是龚万仁还是郑玉芬，她们在阿里或网易的身份都是独立董事。这要求她们独立于公司股东之外，也不在公司内部任职，且与公司和主要经营管理者之间没有重要的业务往来，只根据自己的行业经验对董事会决议作出判断。其工作价值的核心，就是防止董事会被内部的大股东控制，多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阿里和网易这类美股上市企业来说，龚万仁与郑玉芬的专业知识、市场声誉、管理经验，甚至包括她们的性别，对于稳定投资者信心来说都尤为重要。
因此，与其说是龚万仁与郑玉芬足够优秀，从而进入阿里和网易的董事会，还不如说，是阿里和网易正好需要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的性别、职能、履历都已经被设置妥当，而市场上符合这个角色的人只有她们，这甚至谈不上是一个选择，更像是一种对号入座。
假如说龚万仁与郑玉芬作为独立董事，诠释的是加入大公司董事会Plan A，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作为执行董事，加入大公司董事会的Plan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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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BAT董事会中只有龚万仁一位女性，这并不准确。尽管腾讯公司的董事会中没有女性成员，可是在百度董事会中还有一位神秘女性，她的名字叫Sharon Ng。
如果说龚万仁是低调，那么Sharon Ng则是神秘。在媒体新闻中，她的名字基本只与百度的财报绑定在一起，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甚至，她在百度工作了7年，还没有属于自己的百度百科。几经辗转，我只通过Twitter找到一张她的照片。
根据Sharon Ng的领英资料显示，她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修艺术和政治学。1998年加入香港普华永道，2000年前往旧金山，在Liquid Thinking Consulting任职，2002年加入Citadel投资集团，一年之后又回到香港，加入德意志银行，但只工作了三个月。2003年-2005年，她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加入纽约的瑞士信贷银行，工作到2009年。2010年8月，Sharon Ng加入百度，目前，她负责百度的投资者关系和媒体关系，也就是IR部门的负责人。
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会计出身，工商管理硕士，国际化背景，扎实的财务管理经验……尽管Sharon Ng不是独立董事，而是在百度公司任职的执行董事，但在四项指标中，她除了不是会计专业出身之外，其余三项全部符合。
Plan B和Plan A，区别好像并不是很大。
哪怕在BAT之外，同样的情况也几乎不可避免。
新浪只有一名女董事，Cathy Peng，即IR部门负责人彭晖。她和百度Sharon Ng的职务一样，负责公司对外的投资者关系。我没有找到关于她的职业资料，但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没有财务管理经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没有国际教育背景或工作经历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搜狐只有一名女董事，Joanna Lv，即现任搜狐的CFO吕艳丰。她在2000年便加入搜狐，但直到2016年，前CFO余楚媛宣布退休她才得以进入董事会。她是首都经贸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和清华大学的EMBA，四项指标中满足三项，只缺少一项国际化背景，而这恐怕也成为她迟迟不能进入董事会的原因，因为前CFO余楚媛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在香港和多伦多都有长期的工作经验。
携程只有一名女董事，Jane Jie Sun，即现任携程CEO孙洁。孙洁是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学士毕业，曾在硅谷毕马威做了5年审计经理，2005年加入携程，做了7年CFO。会计出身、国际化教育背景、扎实的财务管理经验……唯独少了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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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让人不太情愿看到的事实是，从Sharon Ng、彭晖、吕艳丰再到孙洁，她们加入顶级互联网公司董事会的方式，似乎与龚万仁或郑玉芬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
无论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中苦干多年，进而成为执行董事，抑或是在另一个领域做到有口皆碑，成为独立董事，Plan A和Plan B之间，会计出身、工商管理硕士、国际化教育背景、扎实的财务管理经验……四项硬指标不动不摇地卡在那里，前三项中尚可以在其中一项上偷懒，比如Sharon Ng不是会计出身，吕艳丰没有国际化背景，孙洁不是工商管理硕士，可最后一项财务管理经验，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
这算是为女性加入互联网公司的董事会给出了一个格外标准的回答，如果你有女儿，按照这个标准去培养她，成功率应该会非常可观。
可是，正是因为对于女性有如此清晰的一个标准答案，事情才变得令人不快。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男性来说，加入董事会的道路有无数条，除了财务之外，销售、技术、营销甚至公关都有可能将一名男性带进互联网公司的董事会。
这恰恰证明，男性在职业选择上是可能性远大于女性，照目前的趋势来看，假如一名平凡女性在职业初期没有选择财务工作，那么她几乎终生将与最顶级的成功无缘。
诚然，在本文提及的女性中，她们身上有诸多优秀的品质，耐心，勤奋，好学，能力出众，勇于接受挑战……可是，我们又必须坦诚，这些品质并不是她们获取今日之成就的决定性力量。
或许，以她们的天分，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获得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成功，但单以进入顶级互联网公司董事会为标准的话，这份成功来自于她们极富远见的、抑或是极其偶然的选择了财务方向的工作，这背后所涉及的家族智慧、财富以及命运的点拨，是持久，且难以量化的。
如此，回归我们最初的问题，女性要有多优秀，才能进入BAT们的董事会，答案似乎已经无比清晰：去吧，去出国吧，去读MBA吧，去做CFO吧，如此你便已成功一半。
可是与此同时，我又发自内心地希望：更多的女性不要照着如此的模板去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恰恰相反，你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将这道单选题改为多选题，最终，将它变成一道选做题。
